专访 | 祝凤鸣：社会疾速奔跑，灵魂留在原地

在物质社会里，文人的价值该如何体现？诗歌？文章？科研？大众传播？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祝凤鸣几乎闯过了每一条让诗人的灵魂得以通行的出口。

祝凤鸣以文人的骄傲执拗等待了近三十年，才得以在国内出版了个人的首本诗集《枫香驿》，把乡土中国的现代表达烙印在自己的血液里，也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中国诗歌史上；他投身纪录片创作，《我的小学》（与方可合作）摘下金熊猫奖，参与撰稿的《大黄山》获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纪录片奖。知识分子的情怀与电视人的社会属性嫁接，令他赢取了荣誉也获得了相对舒适的生活条件，但骨子里的诗人秉性让他最终选择告别摄像机背后的喧嚣。现在，他栖身于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安徽研究所，在文学与艺术的世界里找回自我。

祝凤鸣与《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讨论《中国新诗百年》纪录片

近日，祝凤鸣受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组委会邀约，担任《中国新诗百年》纪录片总导演。他表示，在自己的构想中，这部片子既不花哨，更不娱乐，它应该严肃、专业，气息静谧，将来可以放进档案馆里珍藏。“我们的社会正在疾速奔跑，这是好事，但有时我们会发现，因为跑得太快，有些心灵的东西跟不上了。”祝凤鸣说，诗人对于社会的意义就在于，他们愿意慢下来，等一等，让灵魂跟上奔跑的脚步。

乡愁——跑得再快也赶不上“回归”的路

“我的乡亲们都是穷人/孩子是穷人家的孩子/驿道一程又一程/没有一个人能走到底啊/夜色里飞驰而去的消息/都是官家的消息”——祝凤鸣·《枫香驿》

长年以来，祝凤鸣的诗歌、纪录片都执著地致力于乡土中国的现代表达，这首先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出生在安徽西南部的一个乡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81年，直到17岁考上大学，乡土中国的影子必定会伴随他的一生。更重要的是，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的疾速变迁，诗人的敏感提醒着祝凤鸣关注心灵的归宿。在现实社会中，家乡已经成为“回不去的地方”，而在诗歌的世界里，乡愁仍然可以随心安放。

乡愁是全世界共通的情感，在《奥德赛》、《尤利西斯》等西方伟大作品中，主人公命运的兜兜转转，都离不开“回归”这个主题，这其中就可以清晰地辨析乡愁的影子。自古以来，中国诗歌注重抒情，再加上当代中国急剧的社会变迁，就使得此刻乡愁更浓郁、命题更严峻。

祝凤鸣在合肥的诗歌活动中（祝凤鸣供图）

“1992年之后，乡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青壮年出去打工，老人和儿童留守在家中。社会发展快是好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丢失了很多珍宝。”祝凤鸣说，他曾为求学离开家乡，而当他再回到家乡时，却发现时光不再。我们以前说“少小离家老大回”时，乡村大致轮廓还在，所以那叫“物是人非”。今天却是“物非人非”，连接过往回忆的物质承载也没有了。“那些山、树、房子都变了，人更变了。最令人惊异的，是这种‘在家的乡愁’。”

“我书写的乡村基本上是在1992年以前的。年少时，虽然经济条件有限，生活有些苦涩，但总体而言还是甜美的、幸福的。这个中原因，一是父母亲的疼爱，二是人与自然的交融。正因为如此，这种缅怀肯定是痛彻心肺的，更迫切，也更具激情。”祝凤鸣说，“故乡的白云、清风、树木曾爱护着我们，就像母亲的子宫呵护孩子一样，但一旦离开母体你就会想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浪漫主义诗歌有一个特质，就是丧失的都值得歌唱。” 

记忆——八十年代的写作、出版和阅读

“我记得凌晨，南方水田的铜镜里/大梦飞旋，一只白鹭，单腿侧立着，这坚硬的/弯曲的火苗/使中天的弦月越绷越紧……”——祝凤鸣·《图案》

祝凤鸣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诗歌创作最蓬勃的时期，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用他的话来说，那是个“掉下一片树叶都会砸到一个诗人”的年代，虽然各色诗人们的诗歌创作水平良莠不齐，但在那段人人写诗、人人读诗的日子里，诗人能够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

全社会对诗歌的推崇，只出现在八十年代那段短短的时光中，那时候，祝凤鸣曾与海子一起在《中国作家》发表过诗歌，也参加过《诗刊》的“青春诗会”，又在蒋维扬先生召唤下，参与中国最为先锋的《诗歌报》的编辑。当时，也曾有出版社找过他，想给他出版个人诗集。但机会很快就过去了，诗集不再畅销，诗人出书要先缴纳一笔费用，全社会的偶像渐渐从诗人变成了商人，很多诗人们为了生计放弃理想，比如去开火锅店、办出版机构，或者找个公司任职。“这些诗人的选择，都能够理解。社会重心在转移，人总要生存嘛。”祝凤鸣说。

当诗歌无法帮助诗人维系生活的体面，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祝凤鸣通过公开招聘进入安徽电视台，一边完成社科院科研课题，一边兼职做纪录片编导，并且依然保持着文人风骨，以及对于乡土中国的眷恋和思考。“当时，安徽台有个栏目叫《东方纪事》，同事大多是作家、诗人，气氛很好。每个片子大家都齐心协力，帮着出主意。”他交出的第一份“作业”是纪录片《我的小学》——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已经36岁的江南农民，久经人生困顿，世纪交替时，毅然决然走进小学校园，和正在上五年纪的儿子做起了同班同学。在这部作品中，祝凤鸣充分展现了纪录片的结构能力，以主人公一天的四节课为切入点，不停将镜头闪回到他过去三十多年的成长经历，出人意表的表现手法让这个本就不平凡的故事更加意味深长。当时，《我的小学》在第六届中国纪录片学术评奖中，获得短片类“一等奖”第一名及“最佳编导奖”。随后，又在2001年“金熊猫”国际纪录片大奖评比中摘得“最佳人文短片”奖，同期获得的有法国、西班牙、黎巴嫩、日本等影片，最佳自然长片奖的，是英国BBC耗时11年制作的《蓝色星球——广阔的海洋》。

祝凤鸣书房（祝凤鸣供图）

电视节目越来越娱乐化，加之整天谈的是收视率，祝凤鸣又只有从那里辞职，重新潜回书斋。如今，祝凤鸣的私人藏书已有2万余册，这是一个小型图书馆的规模，而源头就是那个让诗人怀念的八十年代。直到今天，他每每提起“北京站”，还会立马想起自己坐在刚买的一堆堆书上等火车的情景。2014年，第一次去英国，他还带回了很多旧的英文诗集。对书的诉求，也渐渐从阅读的需要转为收藏、查阅。

祝凤鸣说，最近由于接手《中国新诗百年》纪录片的导演工作，他想深入了解一下从晚清到五四运动期间中国诗歌的发展，正苦于没有途径，却意外从地上一堆书中，发现了一本《“现代汉诗”的发生：从晚清到五四》。“有些书，就仿佛一位多年前相识的老友，你不知它何时会出现。但当它出现时，那些新的渴望交织着旧的时光，会让你会心一笑。”

纪录片——用时代的烙印为诗歌贴上标签

“一百个冬天踩着冰雪过去，/旧年的河水又回到岸边，/但我们永不会再见/有多少永恒的绵绵细沙知道，/这生死的秘密，/另一个世界无言的欢乐。”——祝凤鸣·《河边》

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由泸州市人民政府、中国作协《诗刊》社主办，中国诗歌网、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和中视华凯承办，是一项旨在推广普及诗歌的公益性活动。当组委会决定拍摄《中国新诗百年》纪录片时，大家首先就想到了邀请祝凤鸣出山——尽管他2007年就离开了电视台，但在纪录片的“江湖”里，从来少不了关于他的“传说”。

祝凤鸣接受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专访

诗人要伏案写作，耐得住寂寞，熬得住时光；而电视节目是集体创作，事无巨细，内应外联。面对两种工作节奏的冲突，祝凤鸣坦言还是眷恋书房。“我觉得文人最理想的状态还是静谧，不要被世界推着走，在家悠悠闲闲地看看书多好。”他说。但他还是时常会被朋友们想起，办艺术展览要找他，办诗会要找他，青年们办戏剧节要找他，搞城市文化项目要找他，为诗友们作序还要找他。好在安徽社科院的工作不会给他太多束缚，他可以用心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几年，他有意培育一个大的艺术观，致力于安徽文化的当代化、国际化表达，以一个地方敏锐文人的姿态感受着时代的脉动。

所以，当他接到《中国新诗百年》导演任务时，首先要坚持的观点就是把诗歌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中。比如片中，会有大妈广场舞，会有八十年代流行音乐及迪斯科，它们或许并未与诗歌发生直接联系，但任何一种文化形式，都离不开大环境滋养。还有，中国百年诗歌，应该放在一个国际化的诗歌背景中，不然就是自说自话，也难以做到“让世界了解中国”。

“不同的电视节目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比如中国诗词大会，能够在社会上兴起文学热，它已经非常‘功德圆满’了，但诗人们需要的肯定不只是这些。《中国新诗百年》是给学者、诗人们看的。”祝凤鸣说，“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肯定不能只依靠电视综艺节目，而是要挖掘它的价值，让它有可感性，且融入当代创造中。中国已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迟早会回归。作为一个当代文人，我无法预测回归的时间还有多久，但我们此刻要态度庄严，把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民众与诗的关系记录下来。做到了这一点，这个纪录片才具备应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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